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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二)
吴玉贵
2004-06-29 20:47:55 阅读 10065 次
作者提供,原刊《唐代文化》,中国社会迷信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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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壮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提高,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 toronto escorts,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服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留神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因循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旧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华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示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拓与应用.在唐代 toronto asian escort,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添,直航能力也有所增强,造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势,并表现出了代替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正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构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度了不同地区间的彼此交往和懂得,人们充斥了探索大海的盼望,但又无奈超出浩淼无垠的波澜的阻隔,对大陆此岸的心驰向往,提供了人类摸索大海的恒久能源.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控制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迹,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具体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可以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粗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白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而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代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风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依据见闻分离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甚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意识.
东晋及南朝,跟着佛教的广泛传布和西行求法运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纭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由死里逃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全地保存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腕、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间隔及所需的时光、沿途水文景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可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应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交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差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址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奉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促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资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门摘录了其中局部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代对于南海历史、交通的常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义净,俗姓张,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21],7岁收土窟寺学佛,后因"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在18岁时,萌生了前往印度取经的欲望.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他从长安回到了故里,告别师尊,筹备西行事宜.次年,经扬州南下至广州,得到龚州(治平南,今广西平南)使君冯孝诠家族的赞助,搭乘波斯舶,开端了西行取经的漫漫征途.时年37岁.
义净由广州南下,直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之巨港),经末罗瑜(苏门答腊岛之占碑一带)、羯荼(马来西亚之吉打州),复经裸人国(安达曼群岛)[22],转而向北航行,抵恒河入海处的耽摩立底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县之塔姆卢克附近)登岸.经多年求学、游历印度各地后,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分开那烂陀寺,自耽摩立底登舟,沿原路东归.半途留在室利佛逝著述、翻译.
这时产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据义净本人记述,永昌元年(689年),义净登上佛逝港口一艘商船,欲托人捎信到广州,求取缮写梵经所需的墨、纸,并雇佣抄经的帮手,但是由于商船因风乘便,未及告诉义净离船登岸,便升帆入海.义净"求住无路",无意中被载回了广州.而他多年跋涉辛劳得来的五十余万颂佛经,则被留在了佛逝.为了取回经本,义净在同年又搭载商舶,再返佛逝[23].天授二年(691年),义净托人将撰成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及"新译经论十卷"带回唐朝,自己在武后长命二年(693年)出发回到广州,并在证圣元年(695年)北抵洛阳.这时他已61岁.义净带回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女皇武则天亲身到上东门外迎接,"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24]典礼之崇隆,待遇之优厚,甚至远远超过了贞观年间的玄奘.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领较大的比重,从他们取舍的路线可以反应唐代对外交通的普通面孔.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述,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剖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可贵材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足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非常繁荣,并且已露出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把持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戎狄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l本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r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l华r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当改称较为形象的"华"字,取代详细的朝代名称.怎么称说为宜,姑置不管.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当初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加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辨别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很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舆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态.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悉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次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 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四周提勃尔).自提 国西行二旬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跟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邻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 人的幸福并不仅仅是金钱,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准确水平,都远远超越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无比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斯精审的记载 beijing escort,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事货色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个别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道路对非洲有了必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形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载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器重.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详细指哪个国家,不合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气、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难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诞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硕,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普遍浏览了朝廷官方珍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别的家庭环境和生涯阅历使他接触了大批凡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本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齐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罢了.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雪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正常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别明显,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风俗和衣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联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载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目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察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著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存在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意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波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羽士郭采真、王隐士、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点.
《酉阳杂俎》有关外国的记载,更是以考察得来者居多.如在"紫矿树"条下称:"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中略).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固而成紫矿."又在"阿魏"条下载,阿魏出自北天竺与波斯国,并在两国对阿魏称呼及阿魏的性状后称:"拂林国僧鸾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41]可知访查是《酉阳杂俎》有关外国记载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拨拔力国的记载中特殊提及波斯商人在那里交易的情景,则有关拨拔力的记载就是来源于对波斯商贾的调查亦未可知.
除了以上诸国外,见于唐代载籍的非洲国度还有甘棠、殊奈等国.甘棠国在贞观十年(636年)向唐朝入贡,据载,甘棠在"大海南",今人认为应在"非洲东海岸"[42].殊奈国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被史家目为"绝远"之地,殊奈国自古未通中国,在贞观二年(628年)十月,首次遣使唐朝[43].
4.唐朝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
在唐朝经南海与西方交通发展的同时,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海上交通也得到了发展.
比拟而言,东海和黄海海疆因为处在我国早期文明发祥地,与中华古代文化的接洽更亲密,时期更长远,也更多地寄托了中华先民的盼望和幻想.据古代传说,在渤海以东的大海深处有蓬莱、住持、瀛洲三座仙山 ,山上有宫室、仙人和不逝世之药,非有道者不能至.海上仙境的传说,不仅丰盛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而且对古人的思维和行动发生了主要的影响,徐市(福)入海求仙,就是最典范的例证.据记录,秦始皇游琅邪,冀遇神仙,求不死药.齐人徐市上书,讲述了三神山的故事,始皇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数年当前,徐市空手而返,谬称已至仙境,由于所携礼物过于微薄,"得观而不得取".秦始皇遣徐市率童男女三千再次出海,"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市入海后达到了一片平原广泽之地,因为迷恋这里的环境,于是就地称王,再也不回来[44].有人以为徐市所至之地就是日本.
对徐市是否到过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始终聚讼不休.无论此事本相如何,古代考古结果表明,早在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各种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斟酌到当时的航海科技程度比较低下,续航才能不强的局限,早期的海船当是由渤海湾出航,而后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近海南下,渐次而至日本.这条航线固然途程迂远,然而沿途岛屿众多,物质弥补较为方便,且易于辩认方向,能够供给较为优胜的续航前提.到了唐朝初年,这条航线依然是人们前昔日本的重要抉择.
唐朝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航线,主要是黄海道与东海道两条航线.
黄海道是由今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岸入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由山东半岛北真个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出海北行,经大谢岛(南长山岛)、龟岛(砣矶岛)、歆岛(大钦岛)、乌湖岛,横渡渤海湾,至辽东半岛南端,再沿黄海北岸东航,转而入西朝鲜湾,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过山河湾、群山湾,抵半岛最南端,转而东航,过济州海峡,经壹岐岛,到达大津浦(本日本福冈博多).这是一条较为古老的航道,隋代日本遣唐使主要是循此道前来唐朝.
黄海道航线大体上相称于贾耽记载的"登州海行入新罗道"[45].这条途径还可由登州东向出海,直航朝鲜半岛西岸,至白翎岛一带,与上述经渤海湾的航线汇合.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分辨为高丽、百济、新罗所据,三国及日本与唐朝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登州进行.7世纪后半叶,新罗同一朝鲜半岛之后,登州在唐朝对外交往中持续坚持侧重要位置.假如说前往日本的海船由登州出海主要是集中在唐朝前期的话,那么在唐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登州则始终盘踞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东海航线主要是指从淮河与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直航日本的航线.取道东海道的海船多从唐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扬州(治江都,今扬州市)、姑苏(治吴县 toronto escort,今江苏苏州)、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等地沿海港口动身,向东直航,到达日本奄美大岛附近,转而北航吐葛喇列岛,经屋久岛、种子岛,继承北行经平户岛,进而东抵大津浦.
东海航线的开辟,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局面的变更有关.在8世以前,黄海道是隋唐两朝与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这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国和百济与日本保持着友爱关系,充任了唐朝与日本交往的媒介,经过黄海的道路遂成为日本与唐朝交往的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新罗灭百济、高丽之后,日本与新罗关系恶化,通过黄海的航线被新罗阻塞[46],唐朝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不得不另寻新的航道.另一方面,日本南方诸岛这时大都归属了日本,具备了经由南方诸岛通航唐朝的条件[47],由于这条航线需绕行日本南方诸岛,在9世纪时,又开辟了由长江入海口附近举帆向东直航,到达日本平户岛或五岛列岛一带,再到达大津浦的航线,大大缩短了唐朝与日本交通的距离.
在以上两条航线之外,唐朝边疆的渤海国,也通过日本海与日本进行了密切的交往.这条航线从渤海国东部沿海(今俄罗斯之克拉斯基诺)出海,分为三条路线.北线从毛口崴向东南横渡日本海,到达日本本州中部的北海岸能登、加贺一带登陆;筑紫线从毛口崴沿朝鲜半岛东海岸沿海南下,直航筑紫;南府线是从渤海国南府(约当朝鲜咸镜北道附近)东部沿海之吐号浦出海,沿东海岸南行,经对马海峡,到达筑紫.三条航线中,北线最为重要,据载,渤海使者34次出航日本,有32次是循北线而行[48].
第二节 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
海上对外交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唐朝与南海诸国经济、文明交换的发展.埃及福斯塔特和日本各地大批唐五代陶瓷器皿的发明,证实了唐朝海上贸易的长足发展.为了适应繁荣的海上商业,唐朝在广州设破了"市舶使",专门治理海外对华贸易,以确保朝廷可能得到必须的奢靡品和珍异物品.位于今东南亚地区的南海诸国,在唐朝与天竺及西方的海外来往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唐朝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增进作用,在东部与东南沿海地域崛起了一大量以海外贸易为依靠的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1.航海技术的发展与唐朝陶瓷的外销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巧的进步分不开的.传统文献对商船记载较少,通过对战船的记载,可认为了解当时的造船技术提供牢靠的鉴戒.
唐朝的造船技巧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开皇八年(588年),文帝发兵征讨南方的陈朝时,命杨素在长江上游永安建造舰船,当时就有了五牙、黄龙、平乘、舴艋等规格不同、用处各异的战船,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兵士八百人,旗号加于上."黄龙舟也可容兵百人[49].大运河开明之后,隋炀帝又遣黄门侍郎王弘至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坐的翔离舟有三重,范围稍逊.其余百官随从所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 、黄篾等各种舟船;士兵所乘者则有平乘、青龙、艨艟、艚 、八棹、艇舸等战船[50],隋代造船技术显然已经具备了相称高明的水平.
唐代造船技术进一步得到发展,唐兵船有楼船、蒙冲、战舰、走舸、游艇等,其中一种名"海鹘"的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51]稳固性较前大大增长,航海机能也就相应得到了提高.唐人李皋还设计了由转轮驱动的车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52].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从扬州出海前,用80贯钱从岭南采访使刘巨鳞处买得"军舟"一艘,船上所载除了大量实物外,有船工18人,僧人17人,各种工匠85人[53],可知唐代军船已经具备了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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